就像全民卯起來學英文一樣，台灣似乎踏上了美國的路，那麼如果有一天心理諮商在台灣越來越盛行，我該高興嗎？我其實感到忐忑不安，因為我可以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人情淡薄的社會，可是如果我終於回到我的家，卻發現它越來越像這裡，到時候該怎麼辦呢？只能去諮商嗎？這個時候，郭麗安老師一句簡單的話道盡我的心情：「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諮商師，而是好朋友。」所以，我問小燕說，我們的存在，是不是就是為了彌補這個世界的缺憾？可是，就像每一個有醫德的醫生都會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不用看醫生；諮商師的工作目標，就是讓當事人有一天可以不用再看諮商師，還有創造一個人們不會在需要幫助的時候只能去諮商的社會。
同伴小燕在台灣讀諮商所，某天她恍然大悟地在msn上跟我說：「噢～原來心理諮商是從白人中產階級開始發展的呀！」我想都不想地就丟回去說：「是阿，因為他們什麼都有，就是沒朋友！」兩人哈哈大笑，真是一針見血。這種鬱悶常讓我變得尖酸刻薄，這才發現自己終究是個「亞洲人」，即便在台灣，我已經因為「太過」重視獨立自主、個人空間隱私等等西方價值，而顯得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沒想到真的來到美國，品嘗到原汁原味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卻又非常反胃，此後聽到人家詫異地問我：「什麼妳畢業之後不留在美國？！」我都會出現類似的反胃表情。
會來美國讀書，是因為猜測美國是個比較適合學習諮商的地方，而經過一年半的考證，答案是對的，可是原因已經與當初的美國夢非常不同。美國適合學諮商，是因為心理諮商服務是西方文化下的產物，許多諮商理論的金科玉律，例如要「幫助」當事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自我負責、自我實現，都反映著文化價值與信念；那樣的信念，就像我阿媽對算命的相信一樣，都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可是西方觀點在討論亞洲國家對諮商服務的低使用率時，往往帶著一種輕蔑的態度，這種態度就像我大學時說過的：「唉！就是有人寧可拿錢去算命也不肯去看諮商。」諮商象徵科學進步的西方，算命象徵迷信落後的東方，這句話由身為台灣人的我口中說出，是一種悲哀，而我必須要等到來到美國才能夠明白這一點。
然而強勢的美國文化席捲台灣諮商界，和當初的我一樣，許多諮商師都緊抓著美製的尺，度量台灣人的心理健康，結果滿地都是共依附症候群（co-dependence）、界限問題（boundary issues）、低自尊（low self-esteem）等等標籤 (題外話：噢，不過我的某些美國同學的超級高自尊真令人噴飯……) 。
所以，諮商服務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種文化侵略的手段，如果不去檢視諮商理論背後的文化背景，就把它套用所有當事人身上，除了難以提供有效的服務，還可能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因此倫理守則和諮商教育都開始呼籲諮商師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價值。可是我覺得，接受美國心理諮商訓練的諮商師，在面對其他文化議題之前，必須先面對自己的文化所帶來的難題。
諮商服務系統的存在，似乎為了彌補個人主義的限制：一個人無論再怎麼有辦法，他畢竟無法總是靠自己解決所有問題；可是在個人主義下人與人的距離是疏遠的，所以社會機制發展出一個叫諮商服務的東西幫助人解決問題。
可是弔詭的是，當諮商理論與實務技術長在個人主義的文化土壤裡，它們真的能夠帶領我們突破個人主義所帶來的難題嗎？我要如何提供當事人一個真材實料的真誠而溫暖的支持環境，當它事實上並不存在於我的諮商教育和現實生活之中呢？
這是另一個實習令我感到沉重的原因。因為和當事人的會談，幾乎成為我生活中少數與人真實接觸的機會，因為認識了他們，因為懂得了他們的悲傷，因為被他們的勇氣和生命力鼓舞了，因為終於不用再聽那些膚淺的社交對話，我開始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他們進入了我的生命，改變了我，可是相對地我也感到害怕，如果諮商師是孤獨寂寞的，又只能從諮商關係獲得精神上的滋潤，那麼他們很可能會讓自己的需求駕馭了治療過程，而這將違背助人關係的初衷。
掙扎了好一段時間，決定要去某社區諮商中心諮商，結果留言留了老半天，他們老不回我電話，等到他們終於想起我的時候，我已經好了，這已經是我在這裡第二次遇到這種機車的事。上一次是我憂鬱症快要發作，跑去學校諮商中心「make an appointment」，結果他們叫我填三份落落長的表格，靠，有沒有人性啊？我要是填得完還叫憂鬱症嗎？總之後來又自己好了，這些自我中心的助人者真是無三小路用。
在美國生活的這些荒謬經驗累積到一定水準，忽然令我豁然開朗，我的沉重心情並不源於我個人的議題，而是源於心理諮商訓練遭遇到的困境。
它也點出了這個社會的困境：個人主義，只是一種自我中心的幻想。你覺不覺得很巧？崇尚個人主義的人都在社會的中上層，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都在權力競爭裡占上風。然而所謂的個人主義往往是建立於圖利他人的基礎上的，就像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國老是用各種方式侵略其他國家，好維持他們的獨立自主與強大，就像即便我用我自己的錢去大賣場買到一個25分錢的瓷盤而樂不可支，背後清晰的made in China依舊提醒了我許多被剝削的中國勞工的存在。那降還叫哪門子的「個人」主義呢？這也太奸詐了吧？利用人家的時候就不談自我負責，不想鳥人家的時候就叫人家自我負責。
自從發現心理諮商服務是從這個奸詐系統的土壤中孕育出來，忽然覺得鬆了一大口氣，因為意識到我的掙扎並非源於個人心智上的缺陷。心理諮商師往往被賦予了一個困難的任務，那就是收拾個人主義的爛攤子：在一個人際疏離的社會裡，諮商師提供真誠溫暖支持聆聽作為一種服務，因為原本是維持人類心理健康與發展的必需品，到了今天卻成了奢侈品。（所以我們到底是變富裕了還是貧窮了？）縱然在這片貧脊的土地尋找養分來源，與當事人一起成長茁壯，是諮商師的首要工作，可是如果諮商師為了維持生計而對個人主義的爛攤子視若無睹，那就是一種共謀，這是為什麼有些諮商師開始主張走出諮商室，支持社會運動，但是他們並不是諮商界的主流，在美國台灣都一樣。
所以能夠遇見我的督導，我感到很幸運，她告訴我，有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只是幫助當事人認識他所存在的這個瘋狂世界，幫助他知道，他會如此痛苦並不是因為他瘋了。在她手下，我和實習夥伴學會和保險公司周旋；學會監視政府機關的難民服務品質，讓他們知道I am watching you，不要亂搞；學會用不輪轉的英文測試合作的對象對弱勢族群的耐心；學會用一種美國白人習慣的理性分析語調，援引法律和倫理規範向老師和同學解釋，為什麼遇到不會講英文的當事人的時候，設法找到專業翻譯是我們的責任，還有為什麼當我們發現精神科醫師因為病人是Hmong就隨便診斷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有人說，照降看來，我們不像是諮商師，我卻有種被解放的感覺，原來諮商師也可以這樣當。
就像全民卯起來學英文一樣，台灣似乎踏上了美國的路，那麼如果有一天心理諮商在台灣越來越盛行，我該高興嗎？我其實感到忐忑不安，因為我可以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人情淡薄的社會，可是如果我終於回到我的家，卻發現它越來越像這裡，到時候該怎麼辦呢？只能去諮商嗎？這個時候，郭麗安老師一句簡單的話道盡我的心情：「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諮商師，而是好朋友。」所以，我問小燕說，我們的存在，是不是就是為了彌補這個世界的缺憾？可是，就像每一個有醫德的醫生都會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不用看醫生；諮商師的工作目標，就是讓當事人有一天可以不用再看諮商師，還有創造一個人們不會在需要幫助的時候只能去諮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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