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阿公家門口,兩個小表妹已經笑咪咪地揮著手;一進屋內,阿嬤阿姨舅舅的招呼聲此起彼落,一一禮尚往來問候過之後,角落冒出一張陌生的臉,怯怯地微笑了一下,我也點頭微笑,想必這就是阿香吧。
她和我想像中的不同,高高瘦瘦的,長得和台灣人差不多,她要是不開口,我也分辨不出她是越南人。
照理說,我理當不會有什麼機會近距離觀察外勞。以前有個住在新店豪華別墅區的家教學生,父親是新光醫院的醫生,母親絕對是「上流社會」的佼佼者,當時他家就有一位印尼的幫佣,記得她每次看到我,也會露出同樣有些膽怯的微笑,偶爾我會和她聊上幾句,反正我很習慣她們見了我總感到像是同鄉人一樣的親切。
而在上流社會太太的眼裡,反正我和印勞都是領她的錢,只是他們客氣地喊我一聲老師,整天說就靠我了,拜託我不要放棄他們家寶貝兒子,因為之前已經陣亡了一堆台大高材生。
不過花錢雇人這件事是這樣,能花少的誰想花多。所以我這個擔負神聖使命的救星老師領的是三個小時五百元整,還不包括搭車往返新店的車資。
阿嬤家會請阿香來也是同樣的道理。之前照顧阿公的看謢,一天兩千一個月要六萬,長久下來花費實在驚人,就算有理賠的保險費也負擔不起,所以阿香從越南來到台灣的鄉下,一個月領兩萬一千元。
不過除了錢以外的問題絕對是層出不窮的,第一、阿香並不是專業的看護;第二、阿香只能說一丁點國語,而跟阿嬤只有台語才通;第三、阿香是個「番仔」。
雖然前兩者都是阿香讓阿嬤及眾多親戚不滿意的原因,但我怎麼看,都覺得最後那點才是關鍵:因為她是來自一個落後國家的「番婆」,所以她手慢腳慢動作慢,所以她又鈍又罕慢。
我的阿嬤雖然有時候說話大聲了點,但在我這個孫兒心目中,總覺得她是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所以看到阿嬤對阿香劈哩啪拉開罵時,真的讓我打從心裡不安了起來,眼睛耳朵不知道該往哪兒放。
其他親戚對待阿香的方式也讓我有同樣的感覺。阿姨和娘坐在客廳和阿香比手畫腳,我在她身邊坐下來,她又慣常地對我笑了一下。
「妳,結婚?」我很習慣,和初學中文的人溝通,最基本的要領是以單字代替句子。
阿香其實認識了不少中文字,她很高興的點頭,說:「老公,越南,兩個女兒,二十一歲,十五歲。」然後她跑回房間去,拿回來一疊照片遞到我手上。在短短五分鐘內,我對阿香的家庭成員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對這個要供女兒唸大學的母親有了很多好感。
阿姨看到我們交頭接耳,探頭看到我手上的照片,一把抓了過去,我很敏感地皺了一下眉頭,阿香拿照片給我看,並不代表她想要讓每個人看吧。
「這是妳先生喔。」阿姨笑著對大家說:她那麼鈍,又出來台灣那麼遠,搞不好她先生已經不要她了。還轉頭對阿香說:「妳先生,沒有寫信,不要妳了。」然後一陣笑聲。
「很難笑,阿姨。這麼說會讓妳感到很開心嗎?」當然,我很沒種地只敢在心裡應嘴。我看了一眼阿香,她還是一貫的笑,只是多心的我,總是覺得有些東西就算不透過語言,依然可以被感覺到。
當然我也會質疑自己,幹嘛胳臂老往外彎,阿香只是個外來者啊,我的家人們親戚們是和我有血緣的人呢。
然而此時有血緣這件事情卻讓我感到不安了,就因為她是一個外來者,一個根本不是我輩族群的人,一個我們用錢「買」來的人,所以就可以理所當然地省去我們平日對人的原則嗎?
阿香並不懶惰,她總是尋覓著任何機會做事,只是照顧病人這件事並不在她原本的能力之內,而語言上的障礙更增加了她做好工作的困難度。然而這些都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不是嗎,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她只是兩萬一的外勞而不是六萬的看護啊,去要求她和台灣看護一樣俐落,不是很荒謬嗎?與其不斷地指責她,越是讓她緊張動作越慢,不如找對溝通的方式,多一點耐心對待她,她自然也會多一點耐心照顧阿公,這不是平日大人們教導我們的做人道理嗎?
這些大人從小到大就告誡、訓練著我們要如何做人、如何處事、如何有禮數,但是卻在阿香面前遺落了這些原則,好像聽不懂台語的她像隱形人,所以可以在她面前奚落地講著很沒有禮數的話。
還是是我弄錯了,或者大人們以為每個月付了兩萬一的人是大爺,所以就算對沒有錢的人傲慢一點又怎麼。奇怪的是,難道舅舅想不起來自己在工廠被老闆傲慢地對待時,心裡是多麼地恨多少的怨。難道阿嬤忘了,當年窮困的阿公為了要籌出舅舅的補習費,是怎麼樣到村裡挨家挨戶地去借錢,看了多少臉色。
和阿香推著阿公的輪椅,在田埂上散步。我想起聽到的很多關於外勞虐待照顧的孩童、老人等新聞,當然對於一個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外來者,防人之心的確不可無,但是這種事情不就是要悄悄地觀察的嗎?誰會故意在你面前使壞啊?也許是因為我相信一個愛女兒的女人是不可能多壞的,所以我總覺得會用有限的字彙對阿公講話、哄著阿公的阿香;會笑眼地收起我為阿公阿嬤拍的照片,想寄回家的阿香,應該是個有心的人。
當然我並不是付錢的人,也不是照顧阿公的人,所以當大家討論著仲介者提醒不能對外勞太好,否則他們會拿翹;要把他們的護照和存款簿都收起來,免得他們跑掉;出去外頭別讓他們互相講話,不然他們容易比較、互通有無等這些規則時,我只會很理想化地抱不平。
我總想起自己赴異國時,是多麼不喜歡別人一看到自己的膚色,就貼上「來自落後國家」的標籤;心裡是多麼希望和自己不同國籍的人能對我釋放出善意和接納;以及是多麼需要在陌生的土地上遇到說同種語言的故鄉人。但是如果事情不能這樣比,難道是因為我太以對待「一般人」的原則在看待這些事情?
因為外勞來自所謂的落後國家,到我們的地方用勞力賺錢,所以就會比較奸詐比較壞心眼嗎?層出不窮的外勞問題,單純就是這些「落後的」外勞的本性問題,而和「先進的」台灣雇主一點關係也沒有嗎?
而我怎麼也沒辦法習慣用國籍來高、低級,或區分對待一個人的基本原則。我以為付出兩萬一,並不代表可以買下一個人的尊嚴,不管是台灣人還是越南人菲律賓人泰國人。花的錢是僱用阿香照顧阿公、料理家務,而提供合理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才能要求她把事情做好。多一份心,將她看作家中一份子,如果是良善的人,假以時日不也會漸漸把阿公當自己的親人照顧?
而其實阿嬤並不是那麼刻薄的,只是阿公不舒服不吃飯的時候,她當然是心急;而咱家親戚們也不是電視上那些可怕的狠心雇主,只是因為某些成見、偏見,造就了我眼前這幅不順眼的情景。
也許我是太嚴苛又太心急了。我坐在床上,指著課本教阿香台語,也請她教我越南話,來去之間總感覺流動著一種人和人之間基本的情誼。我痴心地希望自己對她釋出的善意和關心,能神效地發揮效果,證明我們和阿香之間,並不一定只能是台灣人對越南人,而兩萬一的阿香,也不一定只會值得兩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