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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立茲攝影獎的得主，他曾經攝影一名飢餓的非洲男孩，後面跟著一隻等待他倒斃好享用大餐的禿鷹，他在獲得普立茲獎後自殺，連他的母親都不懂，為什麼他沒有幫助那個孩子。
慘況當前 專業記者不再旁觀
台灣立報 4月17日
【編譯成怡夏整理報導】三個學齡年紀的兄弟姐妹，雙親因愛滋病過世後成為孤兒，在史瓦濟蘭的鄉間靠自己謀生，他們自己卻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最終讓加拿大籍的記者史蒂芬妮‧洛蘭開始質疑「不對報導中遇到的人物伸出援手」這項古老的記者原則。
每天早上洛蘭遇見的孩子都只能穿上學校制服，站在家門外，看著其他的孩子去上學。因為沒有錢支付學費，他們不能跟去。年復一年看到這樣的場景，終於打動了洛蘭。在一個「無眠的夜晚」，她自己辯論說：「我不能這麼做。」但是到了早上，她走到自動提款機，提出美金150元，這個數目足夠讓3個孩子上一年的學。
幫與不幫的兩難
每天的記者生涯都會遇到許多兩難的困境，但被派到發展中國家的西方記者，往往面臨的都是同一個難題：只要拿出他們口袋中的零錢，有時候就可以餵飽10或20個人。這樣的付出卻違背了基本的記者信條：觀察，不要介入。這是維持客觀中立的不二法門，但是西方記者通常會問自己：我到底應不應該伸出援手？
這個問題非常切合實際：最近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凱文卡特之死」（The Death of Kevin Carter: Casualty of the Bang Bang Club）就描述了一名普立茲攝影獎的得主，他曾經攝影一名飢餓的非洲男孩，後面跟著一隻等待他倒斃好享用大餐的禿鷹，他在獲得普立茲獎後自殺，連他的母親都不懂，為什麼他沒有幫助那個孩子。
對洛蘭來說，在史瓦濟蘭的日子代表了一個轉戾點，即使她從未寫過這些孤兒的報導。她的新作法是：「沒有任何做法。」她在加拿大全球報擔任非洲特派記者7年，並贏得兩次加拿大全國新聞獎，相當於美國的普立茲獎。從她到史瓦濟蘭至今，她變得更將想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而那並不代表，她違反「真正嚴格的記者原則」，如在採訪前提供受訪者金錢那樣的事。
匿名暗助受訪者
的確，西方記者和非洲世界的貧窮者之間有一道因為經濟差距分裂的巨大鴻溝，這種私下救濟的危險在於，受訪者會因為想要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誤導記者或美化事實，這樣一來就會干擾記者工作最首要的目標：得到真相。
一名因為主題敏感性要求不具名的西方記者，回應發生在阿富汗一名男子身上的故事。2002年，這名男子正在辛勤重建因為戰爭遭到毀壞的泥屋，然而他就是沒有辦法弄到一些木頭柱子支撐屋頂。此外，他年幼的兒子正在醫院，苦於房子沒有重建好無法出院回家。「我從來不給任何向我要錢的人幫助，」這位記者說，但在某些特例中，她會這麼做。即使那時，「我也一再向他擔保這些錢不是直接來自於我。」在這個案例中，她把現金給了她的阿富汗籍翻譯，要他告訴那個男人說，這是一個聽了他故事的匿名人士捐的。
光明正大伸援手
但也有新聞倫理專家認為，在貧窮國家工作的記者不應該因為幫助人感覺不佳，也不需要這麼遮遮掩掩地幫助別人。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一家新聞工作者訓練中心「波音特研究院」的倫理團體主席凱莉‧麥克布萊德說，在貧窮世界的脈絡下標準應當有所不同，她說：「在美國記者可以教導貧窮家庭如何申請食物票， 或是如何申請社會福利。」但「美國的安全網，對貧人中的貧人來說，遠比起在史瓦濟蘭安全的多。」
她說，記者應該有計畫地幫助人，甚至包括他們的預算有一部份可以做為捐款。在和編輯及記者討論過此議題後，她的結論是，記者應該「除了付錢給翻譯外，也該做出把金錢、食物、和其他物品留給相遇者的準備。」假如接受施予者也出現在記者的報導中，那麼文章中就應當提到捐款這事，讓報導透明化。
這個標準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假如真的按照嚴格界線行事，不讓記者幫助任何人，很容易會讓記者出現良知的危機，好的新聞工作者就會離開這個產業。」她補充說：「我不認為我們必須把作為記者的人性部分區分出來。」
「總比什麼都不給好」
在報導非洲最慘烈的內戰衝突多年後，凱文卡特1993年在蘇丹拍攝他那張有名的照片，之後遭到許多人強烈質疑他為何不幫助那個蘇丹孩子，終於在1994年自殺。「我們質疑他的是，為什麼他只尾隨在後拍攝那張照片。」另一名駐守在非洲、不願具名的西方記者表示：「很可能到最後他自己也這樣質疑自己。」為了這樣的原因，這位記者會在採訪結束後，買些食物或日常生活用品
送給受訪者來幫助他們。之後假如他還想什麼沒問到的問題，他也不會再去找他們問了。他說：「我會把這個案子當成結案。」將專業和個人關係混合在一起的危險，他認為「太過尖銳了。」
然而，要和報社編輯討論他的工作方式，對他來說還是覺得勉強。「假如他們說：『別再這麼做。』我不知道接下來我要怎麼進行我的工作。」他補充說：「我可不想要尾隨在人們身後，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去。」
然而，任何一個資助過人的記者也知道這個風險：遠觀而言，這些錢並沒有被妥善運用，且不會造成長期改變，可能會造成他們對外國捐贈者和救援團體的永久依賴，同時也會在接受救助者中引來覬覦與嫉妒。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給予，也不代表解放他們的行動。
「送這些孩子去上學，我感覺不到任何因為幫助他人的喜悅，帶來的溫暖的玫瑰色光輝。」因為洛蘭知道他們的境況不會有任何戲劇化的改變。不過最終她還是認為，給他們一些錢「總比什麼都不給的好。」
